圣母院的塔吊在塞纳河岸边站成一把巨大的丁字尺，裁量着巴黎早上灰蒙蒙的天空，它也是哥特式的。修复一新的石像鬼们高高在上，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注视人类时惯有的沉默。
2019年4月，一场大火吞没了圣母院，包括中世纪屋顶与十九世纪塔尖在内的大部分建筑被毁。彼时的我正困在设计院，囿于某一版中法农科园的示范区方案，只能遥远地为这座伟大建筑的陨落默哀。后来看到那些新的构想：玻璃尖塔、森林屋顶、光影纪念碑……全球各地的建筑师们纷纷贡献着重建方案，可法国人摇了摇头，他们还是选择了让圣母院回归原来的模样。
如今，我站在已重新开放的教堂脚下，仰头看着塔吊的钢臂与十三世纪飞扶壁的同框，有些感慨。“修旧如新”，或许本就是场优美的骗局，有时候人们修复建筑，也是在修复内心那份不愿承认的恐慌。哪怕需要石头来帮忙说谎，哪怕会新伐上千株百年橡木，哪怕对历史有一丢丢僭越，大家都更情愿相信：一切都从未失去过，那场大火只是文明的逼真噩梦。我们如此渴望永恒，却总要通过失去来相认。
就在这情绪飘忽当口，手机推送了一条消息：卢浮宫失窃了。
当时，我正在用拍照翻译笨拙地识别圣母院施工围挡上介绍修复工艺的文字。抖音上有人实时播报，一公里以外的街区已经封锁，卢浮宫也紧急闭馆，好嘛，见证历史了。
卢浮宫是去不成了，我的思绪却开始脱缰，立刻按照『飞天大盗』的配置编排起一出戏码：乔装的游客，复制的蒙娜丽莎，要有黑客与内鬼，还要有美女和摩托车。现实往往比剧本潦草——后来才知道，失窃的是拿破仑时期的王室珠宝，劫匪用角磨机切开展柜，简单粗暴得手，技术含量略高于电瓶偷盗、远低于智取生辰纲。可以想见，下一季的某部动画片的编剧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来戏谑这场失窃了。
我习惯性拆解这两种空间事件的悖论：修复是慢镜头的失窃，失窃是快进的修复。
圣母院在全世界注视下展露自己的残缺，这残缺是如此盛大，以至于本身就成为景观。而卢浮宫却在戒备森严的秩序里失守，某个空白展柜从此将在每一个清晨，对着安保骂出无声的脏话。卡尔维诺曾写道：“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就会抹去。”或许，修复与失窃都在完成同一件事，就是把消逝变成可述说的语言，只是前者用图纸和资金，后者用空白和警报。
打开手机浏览器，我搜索出初圣母院失火时的新闻照片，那时的她就像一个文明最终的样子，不是雄伟的穹顶，而是灾难后的残垣。而卢浮宫失窃的那件珍宝，也许正躺在某个手提箱里跨过边境。两件文化遗产正在以相反方向运动：一个被精心固定在原地治疗，一个被迫开始了没有终点的流亡。
建筑学教会了我修旧如新的准则，却没教会我如何去理解这种辩证的失去。或许，我们的遗产，不在于恒久的教堂或馆藏，而在于我们学会了如何与永恒的缺憾相处。就像此刻，在机舱昏暗的光线下，我手中这支只剩最后一口的约翰走路酒伴，与舷窗外深邃无言的北大西洋，正以截然不同的重量，在我心里达成了一种微妙而确凿的平衡。
